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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注册会员 厅官退休15年后自首 成退休最久落马官员

时间:2019-02-18 04:48 点击:69 次

本报讯(记者 刘艺龙)2月16日,浙江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浙江省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建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自首,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陈建设于2004年9月提前退休,距离此次被审查调查已经过了15年之久,在十八大以来退休后被查的官员中,创下了退休时间最长的纪录。

陈建设生于1953年1月,今年66岁,浙江本地人。1985年7月,其在绍兴市食品公司任党委委员、党办主任,一年后被调往绍兴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先后担任副科长、科长、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务。1998年6月,他被任命为绍兴市副市长。2003年5月,他履新绍兴市政协副主席,后于2004年9月提前退休。

根据北青报记者梳理,此前,在退休后被查的官员中,退休时间最长的是女干部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谭丽群。她于2003年退休,2014年4月21日被查,是退休11年后被查。而陈建设在退休15年后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成为退休时间最长的落马官员。

除此之外威尼斯人注册会员,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威尼斯人注册会员,2014年陈建设曾就任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威尼斯人注册会员,他于当年4月获得提名,又在当年8月14日提出书面辞职。

当时,陈建设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中提到,他2011年获浙江省银监局银行业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现任杭州越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据天眼查显示,杭州越建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世纪投资,服务,投资管理(除证劵、期货),经济信息咨询(除中介),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2018年6月21日,投资人变更信息,陈建设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位。

2018年7月30日,该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奋进前行的海洋采油工程师——王家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王家伟是一名海洋采油工程师,他的工作是将海底的石油开采出来并输送回陆地,每月连续工作15天,和10个同事在海上平台进行石油开采。

这次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前,正好遭遇5-6级大风,既无法运送补给也无法返回陆地,差一点就要错过《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

诗词相伴,不再孤独

每次上平台前,王家伟都会采购一批足够15天用的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一定会随身带上郦波老师的《唐诗简史》。

平台虽然生活设施完备,但是晚上9点之后的2个小时是最孤独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是诗词一直陪伴着他。

虽然孤独,但是王家伟觉得在海上是离诗人最近的地方,很多诗词中的美景意境只有在海上才能感觉到。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作为一名海洋采油工程师,他遭遇过最大的台风危机,诗词是他坚实的精神依靠,奋斗在新时代,把梦想写在国家和民族灿烂的未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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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大会》

播出时间:

CCTV-1 2月5日起 20点档播出

CCTV-10 2月7日起 21:42播出

监制 / 闫东 主编 /刘铭 黄丽君

编辑 / 刘军亚 李欣(实习)

唐太宗上位后,一改治军严酷的作风,倾心推行仁政。他天性宽厚,屡次提出修改他爹当政时期制定的刑律,尽量减轻处罚力度。

有一天,唐太宗到太医院视察工作,看到一幅《明堂针灸图》,发现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医者告诉他如果在背部针灸出现偏差,严重者可致人死亡。他立即修改法令,命全国各地的笞刑和杖刑一律不准再鞭打抽击背部,改打屁股。

过了几天,唐太宗又对刑杖的尺寸做了统一规定,还体贴地要求削平杖上的竹节木瘤,只差没让裹上棉花布帛。他还力主将部分死刑减为流刑。即便如此,也有让唐太宗懊悔的事情发生。

贞观五年(631年),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李好德因为“妖言惑众”下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有精神病症状,不值得处罚,把他撵了回去,让家属严加管束。但负责监察纠风的御史揭发,说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今河南安阳),而李好德的哥哥是相州刺史,双方有亲密互动,因而张蕴古赦免李好德一事是典型的徇私枉法。唐太宗一听此言,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张蕴古斩首。

等到张蕴古脑袋落地,唐太宗才有点后悔,因为张蕴古的罪行按大唐律罪不至死。他因此很自责,觉得违背了自己推行的仁政原则。懊恼了一会儿,他规定:从今以后,即使皇帝下达了立即处死罪犯的命令,有司也要重复三次上奏,才能最终执行。过了很长时间,唐太宗又想起这事,又对君臣说:“即使一天重复三次上奏核准,但仓促之间哪顾得上细想?以后再急着杀的人,也必须在两天内重复五次上奏核准,以免枉杀。”

尽管采取了补救措施,但张蕴古事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越来越严苛,成了“宁可冤枉一千,也不错放一个”,跟唐太宗倡导的仁恕之道完全拧巴了。

郁闷的唐太宗把大理寺卿喊来询问这其中的原委,大理寺卿回答:“本来唐律规定,法官判案时如果冤枉了好人,官阶减三等;如果错放了罪人,官阶减五等。但自从张蕴古事件后,法官们揣测上意,逐渐走向极端—冤枉好人的没事,错放罪人的成了重罪,因此大小官吏都以严酷、苛刻为行事标准。”唐太宗听后吃了一惊,没想到当初自己一时的冲动竟会影响到全国法律的执行尺度。他赶快严令执行原来的惩戒标准,这才慢慢地使大理寺的审判尺度变得正常化。

六品小吏张蕴古的冤死让唐太宗意识到,任何一个案件在社会上都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必须慎重对待。一切社会动乱之源,几乎都能从法律执行层面找到苗头。

除了对死刑犯尽可能网开一面,唐太宗对囚徒也极尽人道关怀:他要求大小监狱看守所的长官每隔五日就要巡视检查一遍囚犯,监狱内夏天要备足饮用水,每月保证囚犯能洗一次澡。囚徒生病要派医生治疗,病重的要去掉枷镣等刑具,并允许一名家人陪护;如果囚徒是三品以上官员,可允许家中妇女子孙两人去伺候。七品以上官员则不铐双手,只是锁住监门将他禁锢即可。罪行较轻的、十岁以下、八十岁以上以及残疾人、侏儒、孕妇等不得加任何刑具。

为体现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唐太宗还要求京城处决犯人的日子里,御膳房不准向皇帝供应酒肉,御用歌舞团不准演出,各地方长官处决犯人也要照中央的精神执行:吃素、禁酒、撤乐,以示反省自身的领导责任。

从古至今,囚徒待遇人道与否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执行者的个人素质。盛唐之所以成为盛唐,不是无来由的。 有趣,有料,有深度 关注公众号淘历史,和T君一起读历史 作者|草上风语 来源|《 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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